“辽饷”又称新饷，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为敷衍辽东的军事须要，户部尚书李汝华议请亩加三厘五毫之赋，来岁复加三厘五毫，四十八年（1620年）又议请再加二厘，前后平均每亩地盘加征银九厘，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崇祯四年（1631年），进步到一分二厘，共银六百六十万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得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崇祯十年（1637年），兵部尚书杨嗣昌为镇压平易近变的费用，奏请增兵十二万，加征“剿饷”，总数两百八十万两，直到十三年（1640年）被迫停止。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至十二年三月，清兵数次绕境蒙古势不可当内地打草谷及屠城，杨嗣昌提议征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当时朝廷群情纷纷，杨嗣昌说：“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之家，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崇祯亦常发内库之帑金以济饷，如崇祯八年出帑金二十万助剿饷，崇祯十二年出帑金三十万济饷。　　三饷，明朝末年的辽饷、剿饷、练饷三项赋税的合称。
　　三饷的加派使得激化的社会抵触更趋尖利，崇祯三年户部尚书毕自严等人在奏疏说到财务困境：“今日而思开节之法，诚难言之。议者或欲开矿，而虑得不偿掉，仍滋乱阶；或欲加税，而关税已增，徒挠商旅。至于间架门摊，均属苛细苟且之政。衡量子母，又鲜实心任事之人。为今日之计，求其积少成多、众擎易举，无逾加派一策。”御史郝晋言：“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馀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切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切切以输边者乎？”，其它杂项加派又不可偻指算，故官兵愈剿“盗”愈多，“平易近越穷而寇越起”，成为明朝灭亡主因之一。顾炎武在《世界郡国利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