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从拉萨回北京的飞机上认识她。江苏人，三十年前援藏。为了治病第一次出藏。下了飞机北京大雨，我送她去了一家旅店。
　　
　　一星期之后去肿瘤医院看她，她刚开完刀，正躺在床上和主刀大夫开玩笑。走之前她跟我说确诊为胃癌晚期，指了一下床角的箱子，说：“要是回不去，你帮我留着。”
　　
　　是她三十年里背着相机，走遍西藏，跟官员、喇嘛、汉人、三陪女……交谈的笔录资料。
　　
　　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无从发表。
　　
　　“不过，”她说，“一百年以后，有人看见了，会知道西藏今天发生了什么。”
　　
　　她姓熊，拉萨中学一位普通的老师。
　　
　　二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总是很难见面。
　　
　　他是义务的医疗法律顾问，下班后到上访村跟患者见面，给他们做医疗纠纷的法律咨询，晚上回来还要把所有资料归档整理。
　　
　　“知道制度怎么形成的，”他说，“才知道从哪儿开始改善。”
　　
　　听说他最近要求请调卫生部法规司一个小部门，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为此牺牲专业前程。
　　
　　他在电子邮件里引用叶芝的诗答我：“你和我都深深嵌于这个世界之中。”
　　
　　他是北大三院的大夫，专业是高山病与心血管研究。
　　
　　三
　　
　　一群人吃饭，不知道怎么说起民工的事。
　　
　　他那么沉稳的人，也动了声色。说到丰台民工打工子弟学校被清理的当天，小学生来上学的时候，课桌都搬走了。
　　
　　“小孩子懂事，在教室窗户底下站一排，拿出课本念，”他说，“等老师来了，说学校拆了，老师哭，小孩哭……”
　　
　　他没说下去，低下头，从裤兜里摸出一块皱皱的蓝布手绢。
　　
　　这个人，18岁那年，下乡做了十年的大队出纳，之后他上学，当教授，从政，都是为了“给农民做点事”。
　　
　　他让我想起叶利钦在《午夜日记》里写到的新一代的政治人物，“他们不垂涎权力，随时做好退回原有的平静的私人生活的准备，只是想向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证明———俄罗斯可以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他当时52岁，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六年没见了，然后在演播室碰见他。
　　
　　他正解读政府工作报告。
　　
　　“他真好看。”演播室里不能说话，我们女孩子在纸上聊天。
　　
　　“嗯，从脸上看到一个人的心。”
　　
　　新闻界的人形形色色，但说起他，众人都敬重。
　　
　　直播完去跟他打招呼：“我在文章里写过你。”
　　
　　“哦……”
　　
　　“还有你那块蓝布手绢。”
　　
　　“是吗？”他微微笑，看样子是想不起来了。
　　
　　“还有那个农民工子弟小学被拆……”
　　
　　“啊，”他说：“2001年。”
　　
　　回到家，给他发了个短信，告诉他曾经给一个年轻人带来的影响。
　　
　　他回信说：“这些年看过很多你的节目，其实，我们在做着同一件事，让人们对明天继续有信心。”
　　
　　25岁这年，认识的人，了解的事，让我离开湖南卫视《新青年》，离开我已经熟悉的生活方式，来到《时空连线》，是因为想知道，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主持人，能够为自己的时代做些什么。
　　
　　现在熊老师已经离开人世，她的儿子仍在西藏林芝，在一个需要走半小时路才能挑到水的地方做乡村医生。告诉我叶芝诗句的人每天在博客里逐字逐句地翻译国外的医疗保险制度、病历管理制度、癌症康复中心工作规程……而将近六十岁的官员说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让人们对明天继续有信心”。
　　
　　这是个动荡的世界，但还是有一些人和事，始终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