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女友在微信上分享给我一篇文章，大意是说那些执着于签订“过错方净身出戶”协议的女性大概都是被忠诚协议欺骗的女性，因为“净身出户”在法律效果上与刑罚“剥夺个人财产”相似，涉及公民基本的生存权，属于极为严厉的惩罚，所以即便女性被家暴、出轨，法院也基本不会支持让对方“净身出户”。我俩一番义愤填膺：女人真惨，把青春都献给婚姻，法律不能保护婚姻就罢了，还不能保护财产！见我俩如此，老公抚着并不存在的啤酒肚“幸灾乐祸”：“哎呀，法律是维护正义的，不能打着维护正义的幌子打击报复！”
　　
　　说来也奇怪，身边支持“过错方净身出户”的人大多是女性，男性不是勉强表示同意，就是叫苦连天。可是，同样是惩罚性规则，并非针对性别而设，为什么女性和男性会自动站队，一方认定自己将是“无过错方”，一方则暗戳戳地觉得自己会是“过错方”呢？这自然源于彼此从小所受的教育方式不同，即女性相较于男性更缺乏主动精神，包括主动犯错。女性一旦成为“受伤者”，惯用的方式是通过舆论自救。只可惜，舆论同情弱者，却很难直接帮助弱者。
　　
　　这跟前些天张桂梅校长对昔日学生说出的“全职主妇滚出去”的话一样扎人心。我们都知道“全职主妇”并非和“寄居者”画等号，不出去工作不代表不能创造价值。但由于“全职主妇”的价值无法被量化、得不到认可，在婚姻中的危险系数较高，所以女校长才矫枉过正，一定要让女孩子成长为自立自强的女强人。
　　
　　其实，女人哪里只有一种活法？林徽因才貌兼修，为了给丈夫挤出时间研究学术，揽下所有的家务琐事，在做学问的间隙为衣食住行操劳半生。她会觉得是在牺牲自己成全丈夫吗？不会。她只是找到了一个爱的平衡点，让爱不放空，让生活不失颜色。爱只是爱，从来不等于奉献和牺牲。和她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杨绛也是如此，她婚后漂洋过海随夫陪读，是心存依赖吗？是仰仗原生家庭有恃无恐吗？都不是。她家世清贵，但动荡年代绝非无后顾之忧。她只不过是爱得起、给得起，也输得起，她靠的不是家世，而是满腹才华。你读书上课，我可以在后面旁听;你归国乘三等船舱，我能淡定自如看风景;你被聘为大学教授，我也能胜任中学女校长。我不一定时时刻刻与你并肩而立，但你需要的时候，我想要的时候，一定能站在你的身侧与你共进退。
　　
　　女人若能做到如此，哪里怕什么全职不全职，哪里需要在乎什么“过错方净身出户”？安放自己，就能安放家庭，婚姻也就不会有寒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