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南方某边防总队侦察大队。朱炜是我们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
　　
　　一天，我们接到紧急命令：据可靠情报，有一个贩毒团伙要在当天偷运毒品入境，我们必须立即赶到边境附近埋伏。
　　
　　我埋伏在离边境线一个射程的灌木丛中，一动不动。3个小时过去了，边境那边有个人影跨过了边境线，往我这边走来。走了几步，他突然掏出枪，朝我这边开了一枪。我立即举枪还击，那人就像兔子一样跑回边境那边去了。
　　
　　这时，身边有人轻声但不满地叫起来：“谁开的枪？赶快换地方！”我没听他的话，仍然举着枪搜寻目标。一个人影扑了了过来，将我压倒在地上，这时就听子弹从身边“嗖嗖”飞过。我推开那人，发现他是朱炜，他的手臂中弹了，鲜血直流。
　　
　　原来，对方早就埋伏了人，那人朝我这边开枪只是试探，等我的枪一响，对方埋伏的人就一齐向我开枪了。朱炜救了我一命，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他。
　　
　　朱炜出院那天，我鼓起勇气对他说：“我爱你。”声音很轻，却很坚决。说完了，我几乎不敢看他的脸。朱炜明显地愣了一下，但他立即说：“亚琴，这是不可能的。”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遭到朱炜如此直白的拒绝，我的自尊很受伤，但我犹不甘心。我开始给朱炜写信，每半个月一封。前面的几封信都石沉大海，直到寄出第五封信，他终于主动来找我了。他说，他的工作危险性太大，如果他与谁结婚，哪一天他“光荣”了，就害了人家。他决定，在从侦察大队退下来之前，不谈个人问题，请我别在他身上浪费感情和青春。
　　
　　他越是这样，我越是铁了心要爱他，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这样的人，值得任何一个女孩子去追求。此后我一如既往地给他写信。
　　
　　2002年5月4日，我突然接到朱炜的电话。他说：“等一下，你能不能站在比较显眼的位置？”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电话就挂断了。
　　
　　我一直在琢磨他这句没头没尾的话是什么意思。两个小时后，我们突然紧急集合，总队首长亲自给我们讲话：“我们要去抓两个正在交易的毒品贩子，但不能真抓住他们，要让他们逃掉。没有命令谁也不能开枪，得到开枪的命令也不能打中那两个人，要往偏里打。”
　　
　　我们赶到离边境检查站十多公里的一个汽车修理站，在那里埋伏起来。一个小时后，两个毒品贩子出现了。我惊讶地发现，其中一个毒贩竟是朱炜。我一下子明白了总队首长再三告诫不能击中他们的意图，朱炜是在做卧底！
　　
　　他们刚开始交易，我们就从围墙外探出头来，高喊：“不许动！”朱炜闻声掏出手枪。我发现，他举着枪有些犹豫，好像在寻找什么。我突然记起了那个电话，他让我站在比较显眼的位置！我直起身，露出上半身，向他高喊：“放下枪！”朱炜很快瞄准了我。枪响了，我只觉得右臂一麻，血流了出来。
　　
　　枪响的那一刻，我一下子明白了朱炜给我打那个电话的目的。
　　
　　我住进了医院，医生从我的手臂里取出一枚弹头，那是朱炜送给我的。总队首长到医院来看望我，他告诉我，为了使朱炜卧底成功，他们向朱炜下达命令，要他打伤一名战友，以取得毒品贩子的信任。
　　
　　我将那枚带着自己鲜血的弹头攥在手里，心里是从未有过的温暖，我明白朱炜为什么向我开枪，而不是向别人。
　　
　　我对记不记功并不在乎，当一名边防军人就会流血，甚至会牺牲。后来，我明知故问朱炜：“你为什么选择向我开枪，而不是别人？”他轻轻抚摸着我的伤口说：“因为，我只能牺牲我的亲人。”我笑了，问：“我是你的亲人吗，难道我是你的妹妹？”他摇了摇头，双眼直视我，说：“不是，你是我的爱人。”
　　
　　那一刻，我的泪汹涌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