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许多学者熟悉到的，辽、金文化的形成很难以“汉化”概括之，而是华夏文化与北族文化互相“涵化”的成果，辽、金文化是一种既有别于原北族文化又有别于原华夏文化的“第三种文化”。而南宋使者们对这一文化涵化现象的厌恶、恐怖和排斥告诉我们，宋人“华夷之辨”所欲严辨之“夷”，并非是与“中华”处处适相否决的“古之蛮夷”，而是杂糅华夷、兼容胡汉、颇类“中华”的“今之蛮夷”，比较起来，宋使对没有受到若干汉化的“蛮夷”如初兴的女真反而有所观赏赞赏。“今之蛮夷”以他们那种貌似“中国文化”的杂交文化改窜、混淆了真正的“中国文化”，还具备了僭夺、代替原有“中国文化”的态势，从而会使真正的“中国文化”彻底消掉。这种忧患恐怖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宋人的“华夷之辨”要表达的不仅是平易近族危机并且是很深刻的文化危机，这也是宋以前的“华夷之辨”所没有的内容。

1143年（绍兴十三年）十二月，宋金互派使者贺正旦，从此正式开端通使，直至1217年（宋嘉定十年，金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