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桑兵：平易近国粹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 ，《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平易近国粹术，由经入史，学人所重，大年夜都偏于上古，兼及清代，然中古一段，看重不敷。经陈寅恪等人倡导，用力于魏晋隋唐者渐多，而宋元以下，专攻的学人依然鲜少。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中国粹术历来尚古，另一方面则因为新发明的上古出土材料较多，易于立异。如钱穆所说：“当时学术界凡主意开新风气者，于文学则侧重元明以下，史学则侧重先秦以上。”

不过这种捷径到1930年代已经渐成畏途。1934年2月赵万里与朱自清谈论“如今学术界大年夜势”，慨叹：“大年夜抵吾辈生也晚，已无多门路可开矣。日本人则甚聪慧，不论上古史而独埋首唐宋元诸史，故创获独多也。”当然，不肯着手于宋元，还有另一重原因，即认为宋代国度孱弱衰败，各方面均无可取，即使有研究价值，情感上也宁可躲避。

对于宋代，陈寅恪的看法与时流不合。他认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并称许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材料丰实，层次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范围”。蒙文通在1941年揭橥的《四库珍本〈十师长教师奥论〉读跋文》一文中提到：“往时陈君寅恪于语次称汉人经学、宋人史学皆弗成及。”

新版《蒙文通学记》(补充本)记：1934年前后，“曾访陈寅恪氏于清华园，谈论间，陈盛赞‘汉人之经学，宋人之史学’，余深佩其言，惜当时未能详论。异日，再往访之，欲知其具体论旨。晤谈中，陈详论欧阳永叔、司马君实，亦略及郑渔仲。”

陈寅恪所论并非空谷足音，但参以平易近国的时事，不无先见之明。有学人指出，道咸今后，鉴于乾嘉学术不克不及应对危局，“学风遂变，当时学者知大年夜乱之将至，乃归咎于考据学之无用，又学术之事，有时而穷，才智之士不克不及不别启门路，故宋学文史中兴”。

不过，所谓宋学文史中兴，当有所分别，曾国藩等人的中兴理学，力争挽回乾嘉以来因汉宋分争的颓势，文学则有“同光体”的尊宋诗，二者影响后世颇大年夜。乃至有学人认为，推许宋代是道咸今后的一个根本风气。

与理学、文学重在本身价值有所不合，平易近国粹人虽以宋代为近世起点，认为赵宋一朝是古今变革的枢纽，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多宋人所培养，因而主意究心赵宋一代汗青，“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但这照样就内容立论，看重赵宋汗青而非推许宋代史学，更不及全部学术文化。

上述重要以史学为标的，不过，不克不及据此懂得为陈寅恪对宋代学术文化的推许仅限于史学一科。不仅如斯，陈寅恪看重宋代学术文化并非因为其对于史学的偏爱，而是整体大将宋代视为中国历代学术文化的岑岭，宋代史学可以或许登峰造极，恰是因为这一大年夜背景。他后来针对时事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爱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薄，返之淳正。

该文件原载《中心周报》第83、84期合刊，为新年增刊，于1930年1月1日出版。高平叔编中华书局版《蔡元培全集》据此署期，则该项文件的制订应在1929年下半年。傅斯年与陈寅恪通信评论辩论宋史，很可能是制订该项文件时须要肯定陈的下一步研究筹划，而陈寅恪固然对修宋史表示“如许兴趣”，最终并未赞成作为其近期研究工作的重点。

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平易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虽以史传为例，重心却在文以载道的义理一面。这番话说于向蒋天枢托命之时，在环球“俗学阿时似楚咻”中慨叹“可怜无力障东流”，将百万罪言藏山吩咐的旨趣，系于让圣籍神皋留诸后世，欲望以学术趋势转移人心治道世局的良苦居心。

至少从可见的材料看，陈寅恪对于宋代学术文化尤其是宋学的推许，还在标举宋代史学之前。早在留美时代，他就曾对吴宓具体阐述中西文化的长短好坏：“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西洋也。但中国前人，素善于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类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中国度族伦理之道德轨制，蓬勃最早。周公之典章轨制，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

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惟崇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薄之至。余如管、商等之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分精华精辟之学说。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年夜可研究者。

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掉，而为常人所迎接。惟个中之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气习惯。故昌黎等力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继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年夜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超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掉，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分身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

采佛理之精华精辟，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解释古学，实则接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孔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

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年夜。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另具匠心。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年夜盛，而以朱子集其大年夜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其功至弗成没。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低劣不足道者，则实大年夜误也。”

固然晚清平易近国粹人看重赵宋，以宋元为衰世的不雅念仍居主导，因而所重与宋代学术文化的高度以及陈寅恪的看法之间照样存在差距。在同时代学人傍边，傅斯年对于宋代史学以及宋代学术文化整体的看法与陈寅恪较为近似。他的《评丁文江的汗青人物与地舆的关系》称：“大年夜野三百年一统后，大年夜乱上一回，生出了一个文化最精密的宋朝。在很多处所上，宋朝是中国文化最高点。”

他在任教中山大年夜学时讲《诗经》，又说欧阳修大年夜起事端，在史学、文学和经学上一面发出些很旧的不雅点，一面引进了很多新不雅点，动摇后人。宋朝人经学思惟解放，眼光灵敏。宋末王应麟(伯厚)则开近代三百年朴学之源。

比拟较而言，傅斯年对于宋代的肯定更多地是指史学，认为宋代史学最蓬勃，“《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即成于是时，最有供献而趋势于新史学方面进展者，《通鉴考异》、《集古录跋尾》二书足以代表。

即使如王国维，断言“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总体上在人智活动与文化的多方面，前后历朝皆不如宋代，可是所举直接关于史学的例子照样金石学。推许宋代史学而非仅仅看重宋代汗青，并且诩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岑岭，陈寅恪即使不克不及称最，也是少数前驱之一。何况在讲究宋代史学办法方面，很少有人能出其右。

欧阳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纲目》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惟，司马光的《通鉴》则能应用无穷的史料，订正旧记。“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应用，及考定辨疑的精审，有些很使人更惊奇的。照如许进化到明朝，应可以有现代欧洲的局面了。”不幸因为胡元之乱，以及清当局最忌真史学蓬勃，不仅不克不及开新进步，反而退步。就此而论，傅斯年所看重的显然是实学一面，因而“认为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

关于陈、傅二人学问上是否互为影响以及若何影响，较为复杂，另文详论。1924年傅斯年在柏林时，看到顾颉刚在《尽力》上疑夏禹诸文，“产生很多胡思乱想，曾和陈寅恪师长教师每一礼拜谈论几回，后来也曾略写下些来，回国途上只抄了一半给颉刚”。就吴宓日记所记陈寅恪谈中外学术文化等情况看，当时陈影响傅的可能性较大年夜，而傅影响陈或豪杰所见略同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傅出国前以科学为准则，以清代学问为最佳，认为：“宋朝学问的原动力是佛道两宗。

谈起心性来，老是逃禅；谈起道体来，须要篡道。我常日常想：借使唐朝一代的学者，能在科学上研究得有些粗浅层次，宋朝的学问必定受它的影响，另是一番面貌。无如唐朝的学问太不成器械了，宋人无从取材，只好逃禅篡道去。所以成天讲心，却不克不及创出个有体系的心理学；成天说德，却不克不及创个有体系的伦理学。

程伯子的天资，朱晦翁的学问，其实是古今少有的。然则所成就的，也不过‘如风如影’的不雅念，东一堆西一堆的零杂话。这都因为先于它的学者，不克不及在科学上有点成就，供授与它，因而它走了错道了。”

而清代学问是宋明学问的反动，宋明的学问是主不雅的、演绎的、悟的、幻想的、独断的，清代的学问是客不雅的、归纳的、证的、经验的、困惑的，办法截然不合，主义完全相左。“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办法。”“清代学问在中国历朝的各派学问中，竟是比较的最可托、最有层次的。”

傅斯年肯定清代的学问相对高超，从后来将两宋与明清并列为中国汗青上实学隆盛的时代，还依稀可见影子。推许宋代学问，甚至将宋代置于清代之上，则是出国今后的转折变更。而变更的原因，很难说来自读书和修课，最大年夜的可能，照样与陈寅恪每周数次的交谈。

尽管傅斯年在北京大年夜学读书时代所读旧籍已经优于胡适，与陈寅恪的交游照样使其学问功力突飞大进，见识较出国前增长不止一层。所今后来顾颉刚擅自将可能包含陈寅恪看法的傅斯年来函公开揭橥，让后者若干有些难堪。

1929年9月，傅斯年就商讨修宋史之事专门答复陈寅恪的来函。此事当由傅斯年提议，而获得陈寅恪的响应，傅因而表示：“此事兄有如许兴趣，至可喜也。此事进行，有两路：一、专此为聘一人，二、由兄领之。弟觉专聘一人，实难其选。此时修史，非留学生弗成(朱遏先、陈援庵亦留学生也)，粹然老儒，乃真无能为役。

然留学生之博闻，而又有志史学，而又有批驳的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