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是英雄？不敢，是狗熊？且慢这么说。
　　
　　司马懿是三国曹魏最出色的战将，深谙韬略和计谋，常常一马当先，也是他，奠定了晋朝的基石。他算是个狠角色了，然而却也有“不敢”的时候。
　　
　　诸葛亮五出祁山，“自引一军屯于五丈原，累令人搦战”，司马懿严令诸将“坚守勿出”，甚至说出了“诸将如再言出战者斩”的话。诸葛亮用激将法，“乃取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盛于大盒之内，修书一封，遣人送至魏寨……懿拆视其书，略曰：仲达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以决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谨避刀箭，与妇人又何异哉”。这可说是极大的羞辱，司马懿虽然“心中大怒”，但“佯笑”一阵后，依旧“受之不战”。在诸将忿怒，纷纷要求“即请出战，以决雌雄”之际，他又搬出曹主，“如再有敢言出战者，即以违旨论”。
　　
　　如此不敢，窝囊吗？其实一点也不。他是看准了诸葛亮长途奔袭，希望速战速决的心思，故意以拖待变——“彼久必自变”。
　　
　　恰恰是这不敢出战，气得诸葛亮吐血，自此“神思不宁”，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五丈原，“出师未捷身先死”。
　　
　　这种不敢，實在是智的表现。司马懿显然不是狗熊。
　　
　　老子《道德经》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司马懿“勇于不敢”，“活”得非常成功。
　　
　　“勇于不敢”，可说是传统智慧。孔子即是“勇于不敢”的智者。子路曾问孔子：“您和我，谁比较适合带兵打仗？”孔子回答：“我适合。”子路反问：“您不是常说我很勇敢吗？”孔子说：“可我不仅勇敢，还勇于不敢呀！”
　　
　　“勇于不敢”居然才适合带兵打仗，看似悖论，其实充满了辩证的智慧。“勇于不敢”，才不会暴虎冯河，而是会充分考虑战场内外形势和战争的各种因素，运筹帷幄，深谋远虑，审时度势，出其不意，以计取胜。
　　
　　所以，当子路又问孔子“子行三军，则谁与”时，“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说他不愿与有勇无谋、急躁冒进，只知冲冲杀杀的莽汉共事，而愿与深自戒惧、做事小心，善于谋划、富于韬略的人一起出兵打仗。
　　
　　事实上，古往今来，创大事业、有大成就者，都是“有所敢”“有所不敢”。
　　
　　孔子也好，司马懿也罢，当然有“勇于敢”的时候。孔子历尽艰辛，困厄于途，甚至累累若丧家之狗，仍然周游列国，以顽强意志和毅力，传布他的思想。司马懿同样“勇于敢”，两军对垒，他常常列阵于前，指挥若定，锋镝所向，凯歌所奏。当他们“有所不敢”的时候，也恰恰是需要胆识和智慧、谋略和定力的时候——这也是更考验人的时候。
　　
　　原本，敢与不敢，既是辩证的，又是统一的。
　　
　　有所敢，也应有所不敢。敢什么？敢于担责、拼搏、任事，以及敢于批评庸俗鄙陋、阿谀奉承，拒绝藏垢纳污、利益输送，凡此种种，都应该有所敢。不敢什么？战争，不敢暴虎冯河；为人处世，则应该不敢巧舌如簧、两面三刀，矫饰谄伪、吮疽舐痔，不敢忘记初心、违背良心、践踏纪法。
　　
　　然而，有些人却是应该不敢的却十分敢，应该敢的却又往往不敢。比如，在干事创业上不敢闯、不敢试，浑浑噩噩，选择躺平，然而，对道德、纪法，却又无所敬畏，满面红光地周旋于觥筹交错，油头粉面地流连于灯红酒绿，从红包到红颜，从字画到豪宅，什么都敢“笑纳”，真正是敢于徇私枉法、勇于巧取豪夺。这种敢，说到底，是欲壑难填、得意忘形。自然，到头来，某些人的这种敢，终究会让他们不敢的——不敢再和尚撞钟、胡作非为，最终则是让他们没有再“敢作敢为”捞钱渔色的机会。
　　
　　时代需要的敢作敢为，是英雄们敢于开拓进取，敢于勇猛精进，敢于披坚执锐，乃至“杀出一条血路”。
　　
　　有所不敢，探幽索微起来，体现的是对本心的坚守、本真的恪守。
　　
　　北齐时，奸臣和士开独揽朝政。一众官员都拜其门庭、投其所好，并趁机为子弟谋求一官半职，因此“世门之胄，多处京官”。崔劼却把两个儿子都派往外地，其弟不解并质问他，为何不把两侄安排在京城繁华之地，谋得一份好工作，却要去偏僻地方受罪。崔劼的回答是，他不敢把儿子留在鱼龙混杂的京城，即便留下也难有作为，不如让他们到条件差但纯朴、清静的地方施展才华，并态度鲜明地说：“立身以来，耻以一言自达，今若进儿，与身何异？”
　　
　　崔劼的不敢，是不敢曲意逢迎，不敢网罗关系。其不敢，实乃大敢，敢不趋炎附势，敢不随波逐流，敢守住内心，敢清俭勤慎。
　　
　　有时候，恰恰是：不敢，是英雄；敢，才是孬种。
　　
　　敢中有不敢，不敢中有敢，乃是“有所敢”与“有所不敢”的真谛。